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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field西田集团创始人弗兰克·洛伊|从难民到澳洲之光

弗兰克·洛伊是全球资本价值最高的商业地产企业——西田集团(Westfield)的前主席和创始人,他今年87岁,精神矍铄。七十多年前,这个犹太孩子从大屠杀中幸存下来,成为了一名难民,而如今,他在澳洲富豪榜上名列第四,去年还在温莎城堡接受了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爵位。他塑造的西田品牌作为全球唯一的购物中心品牌遍布欧美一线城市,西田的红色标志已经成为城市居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西田和尤尼百的并购案也是澳大利亚历史上最大的一宗并购交易,此中,弗兰克·洛伊完成了从管理者向投资人的角色转换,并从商界向更广阔的领域转身。这个转身沉稳而坚定,并且绝不是一个开始,事实上,晚年的弗兰克·洛伊除了继续领导西田事业之外,还对足球、医学研究和国家智库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另一个广为人知的头衔,是澳大利亚足协主席。他说,无论是西田,足球,还是慈善,他所要做的就是将澳大利亚最好的东西展示给世界。正如媒体大亨鲁伯特·默多克说的:“弗兰克的故事就是澳大利亚的故事。

今年五月,在悉尼市政厅举行的最后一个集团股东大会上,弗兰克·洛伊正式与自己创建并经营了58年的公司告别。如果说,按照他的自传《弗兰克·洛伊的第二生命》,他在进入新世纪后的生命可以定义为“第二生命”的话,那么他的早期人生和西田40年的发展就是他的第一生命,而西田就是他的澳大利亚故事的开始 。《第二生命》译者、国内商业地产行业资深专家王玮先生说,业界存在一个共识,就是弗兰克是西田的灵魂,西田是“弗兰克·洛伊的西田”

这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那时,刚刚在澳洲开始熟肉运送生意的弗兰克遇到了同样是新移民的约翰·桑德斯,两人合伙在悉尼西面的布莱克镇开了第一家杂食店,店铺没有名字。随着生意逐渐兴隆,他们开始涉足地产业务,律师建议他们为新成立的私人投资企业起一个名字。因为他们在做的正是将悉尼西面闲置的“农田”变为住宅的事情,于是1956年,“西田”诞生了。

1959年,弗兰克·洛伊的第一家购物中心“西田广场(Westfield Place)”在布莱克镇开业,它包含一家超市、两家百货商店、12家零售店铺和50个免费停车位。新南威尔士州的劳工部长亲自为购物中心的开业剪彩,大量消费者纷至沓来。弗兰克·洛伊敏锐地感受到,购物中心的时代到来了。

1960年,西田开发公司在澳洲股票市场上市,以满足众多业务的发展需求。20世纪60年代中期,西田注册了“Westfield Shoppingtowns” (西田购物城)的商标,西田开始家喻户晓。经过40多年的发展,西田已经成为澳大利亚社会、经济和文化的一部分,70%的澳大利亚人都可以在30分钟内抵达一个西田的购物中心,人们会用“去西田” 表达“去购物”。

然而一直以来,弗兰克·洛伊都有更宏伟的计划,他不希望西田止步于本土的成功,而期待西田成为国际购物中心的标杆。为此,他不惜将西田的资产包根据国际和国内分离重组,甚至将西田的名字交给由海外资产合并成立的国际公司沿用,而让本土澳新公司改名。王玮先生说:“现在看来,2014年的分离重组也为4年后尤尼百的收购做了最好的铺垫,并使这次出售变得水到渠成。”完成这次并购之后,西田品牌不仅得以保留,尤尼百也将从此以西田的品牌经营自己所拥有的购物中心,也就是说,未来全球顶级的购物中心中将有2/3悬挂西田的红色标志。弗兰克·洛伊创造的王国旗帜仍将高高扬起。

王玮先生翻译的《弗兰克·洛伊的第二生命》已经出版,这本书讲述了新世纪以来,步入晚年的弗兰克·洛伊如何在风云变幻的全球环境中实现梦想与荣光——不仅仅在商业方面。对于他来说,生命的意义绝不止于资本的价值,真正的财富也并非商业资产能够概括。信仰、家庭、国家、外交、足球、种族、慈善,当然还有西田事业……在这些领域的参与和投入组成了他的“第二生命”。

因为对足球的热爱,2003年,72岁的弗兰克·洛伊担任了澳大利亚足协主席。当时,“袋鼠军团”已经缺席了世界杯长达30年,关注度极低,财政状况糟糕。弗兰克·洛伊用管理西田的方法和理念管理足球,带领澳洲足球从亏损蹒跚的荒野逆境中走出,2006年世界杯历史性杀入16强后,这项运动逐渐追上澳式足球和板球的普及程度,成为了可持续盈利的国家主流运动。在他担任足协主席12年间,“袋鼠军团”从未缺席世界杯并,并在2015年获得亚洲杯冠军。

谨慎的研究、专家的观点、深入的选择以及敏锐的嗅觉构成了他的商业思考模式,他将这样的模式应用在其它问题中,比如慈善。弗兰克·洛伊认为慈善不仅仅是做一个被动的捐助者,当他的儿子被诊断出一种罕见的不可治愈的眼疾时,他将跨国企业经营管理方法融入医学和疾病研究,聚集了全球行业顶尖的专家和研究所进行大量临床和实验,在这样全球顶级资源的共享和密切的交流互动下,这个项目找到了防止这种眼疾恶化乃至失明的方法。他又将这种模式用于其他疾病领域,极大地推动了糖尿病研究,之后,又成立了澳大利亚洛伊攻克癌症研究院。同样,由于早期深受地缘政治的影响,他创造了澳大利亚的顶级国家智库——洛伊研究院,作为感恩和回报这个接纳了他和家人的国家的最好礼物。洛伊研究院为澳大利亚在新世纪的外交发挥积极影响,包括呼吁更开放的移民政策和与中国建立更有建设性的双边关系。他说,洛伊研究院提供了一种促进澳大利亚知识产出的方式。

弗兰克·洛伊也是一个文化、精神和信仰的富人,作为大屠杀的幸存者,这些是他生命中无法磨灭的烙印。他的父亲,一个忠诚的犹太教信徒,因为不愿放弃祷告必需的物品,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被德军士兵殴打致死。为了完成长期未能实现的精神夙愿,弗兰克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安葬”了他的父亲:他购买了一节车厢——这节在二战期间往返于匈牙利和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车厢运载了成千上万的匈牙利犹太人驶向死亡。他在车厢内放上了一个蓝色的祷告袋,不仅是纪念包括他父亲在内的50万死难同胞,也是对自己坚定信仰的诠释。

二战结束后的1946年,15岁的弗兰克· 洛伊登上了一艘开往英属巴勒斯坦的轮船,这艘只能装载100人的轮船挤上了超过700个难民,途中被英国的战舰拦截,他们被当做非法移民处置。回忆那段时光,他说,“我非常、非常孤独。”此后几年内,他独自一人几经辗转,甚至参加了以色列复国的战争,最后在1952年来到了澳大利亚,与母亲和家人团聚。《辛德勒名单》作者托马斯·基尼利为《第二生命》作序,他写道:“作为一个难民,弗兰克的生命之树是摇摆不定的,可以说没有一根树枝是稳固的。他取得如此成就,也算是‘梅花香自苦寒来(王玮译)。’”

王玮先生说,弗兰克·洛伊“从一个犹太大屠杀中幸存的难民孩子到现代国际购物中心王国的娇子的历程”,毫无疑问树立了移民的榜样。在最后一个集团股东大会上,弗兰克·洛伊说:“我始终坚信,澳大利亚的未来取决于这里的人们对世界的开放程度,取决于新的创意和新到来的人们,同时也取决于个人和这个国家的远大抱负。”他用自己的人生在澳洲社会践行着这个观点:强调多元文化、对世界开放、注重创新的力量

作为弗兰克·洛伊的“热情崇拜者”、同时自己也是澳洲新移民的典范,王玮先生深深被弗兰克·洛伊“双重忠诚度”的概念打动。对祖国眼含热泪的同时,也适应澳洲的价值观,并对澳洲社会有所贡献,这是可行并值得倡导的。他认为,弗兰克提倡给“双重忠诚度” 空间和保护,能为新移民施展能力提供土壤和养分。在弗兰克的影响下,他也积极做中澳两国的使者,此次翻译《第二生命》一书,也是对这个理念的促进。在译者序中,王玮先生写道:“分享《第二生命》一书可以使我们从一个长远的历史走廊和前沿的行业高度了解现代购物中心的发展和趋势,学习澳大利亚购物中心的理念和精髓。弗兰克·洛伊不仅是属于澳大利亚的,他应该属于全世界的商业地产界⸺ 这也是我翻译这本书的宗旨。”

弗兰克·洛伊的第二生命扎根于西田生长。与此同时,来自广义上的东方,中国移民也扎根在了澳洲这片“西田” 上。和弗兰克·洛伊一样,他们的故事也将继续,有充沛的雨水,充足的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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